大家都在为了给一个精神病人定罪而焦头烂额，一个在犯罪现场的精神病人。要摘除掉他已有的病症，冠给他动机，塞给他凶器，然后把律师和法官的事情都一律代劳，想方设法判给他死刑，要求他偿命。

        究其原因居然是对方可能不是精神病人。而且所有人竟然都默认了这种事情是正确的，并且以行动在积极支持。

        D心不在焉地听着同事汇报交流一天的情况，思绪已经飘到了B-509身上，直到T用肘部戳了她一下，满座目光汇聚到她身上，她才回过神来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这边同样没有找到突破口，B-509的母亲咬死B-509换精神病多年，因为工作和消息闭塞延误了最佳医疗时间。对方认为她的孩子从小到大都不正常，应该早日被送往精神病院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在座的其他人似乎都对这个说辞不是很满意，甚至有人在下面意味不明地低笑了好几声。坐在位首的队长K看了她两眼，进行了简洁的总结后强调了一句“准备好应付媒体工作”，就宣布散了会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二天，D又接到了和B-509沟通的工作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不知道上面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会选择让她一个人接触B-509，T倒是安慰了她两句诸如“最坏也就是你想得那样”、“老大愿意担责，问题也落不到你头上”的话。

        D知道这也说不上敷衍或者惺惺作态，因为下属的问题导致上司受责，不肯能不影响到下属，T的后半句话可能是明面上最合适的话，但她依旧高兴不到哪儿去。如果最低标准和“她心里的最坏的可能”一致，即他们默认让她来成为试探B-509的工具，那可就是把她当成是弃子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谁会在知道“自己即将承担被强加的风险”的时候高兴？

        至少D不能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不愿意，甚至有些不满。为了维护与自己理念有驳的“别人的正义”而承担风险，乃至违背自己的理念，那简直是一种噩梦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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