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天时间，第一天，我张正华、徐晓明和其他几位学员随陈站长出诊。阉割了几窝苗猪，还在一个生产队的圈舍外，摆开架势，把一头老母猪给“敲”（当地对已生育多胎的年老母猪做阉割手术称之谓“敲”）了。我坐在已横卧脚下的老母猪体前，采用“盘肠法”做了阉割手术。做手术时，在陈站长指导下，我感觉良好，没有丝毫的怯懦。张正华也完成了几头小母猪、小公猪手术，手术质量也得到陈站长的认可，即使偶尔有在做小母猪手术时，一刀下去未见子宫物件，也能沉住气，手术刀把柄头钩划几下，就能顺利完成手术。徐晓明没办法，小母猪手术也试过二头，最终都没有成功，还是我帮他完成手术，做小公猪手术他基本没有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看来徐晓明内心已完全接受了这个因自身原因而没法改变的现实，情绪上没啥波动，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易一文、张正华，今后我们大队有阉割业务，你俩不要摆架子噢，我来叫你们时，不要对我说正忙着没时间。你俩给我记住，我们是一个学习小组的，易一文，你是我们三人的组长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和张正华相视一笑，他看着我，等我这个组长表态：“徐晓明，只要你上门‘请’我们，我们随你就走。不过，帮过忙后，如果正在饭口时间，就到你家吃饭，你可要好生伺候啊！你同意否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没问题，只要你俩来了，手术成功，给我长了脸，保证有带荤菜的饭食让你们吃个饱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陈站长听着，看着我们三人一问一答，也很高兴地说：“你们这个学习小组很好。互帮互学，团结争先，难能可贵的是学习不但刻苦努力，还能主动为学习技术创造条件，土法上马。我们培训班的学习小组如果都能如你们小组这样学有成效，今后，我们公社兽医站的工作压力就会减轻不少。我们希望今后各大队牲畜的小病不出大队，当然在有阉割任务时，最好就像你们学习小组一样三人一起参与，手术时，万一有个不顺利，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中午在食堂排队取饭时，陈站长悄悄地对我说：“易一文，你这个学习小组长干得不错，学习兽医悟性也高。今后省、县里如有什么兽医培训班一类的业务进修活动，我会推荐你去的。好好学、好好干，我们公社兽医站今后也需要新人进来；听说现在外地在搞母猪的人工配种，这方面也需要人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陈站长的话既激励人，又暖人心。当时，我也暗下决心好好学习，今后一旦有机会到更大的平台去发展，也不辜负陈站长的栽培之恩。事实上，我在后来二年的大队赤脚兽医行医中，医术水平已能胜任大队赤脚兽医工作，不但自己大队的牲畜有病，不再请公社兽医站医生下来，尤其是在阉割方面，其他大队的赤脚兽医一般都不愿一人去农户或生产队做手术，害怕手术不顺利时要担责。碰到有阉割任务，赤脚兽医情愿花费脚力赶到公社兽医站站请陈站长接诊，有时找不到陈站长，他们还会不惧路远到我大队请我去做手术。阉割手术，说到底，技术含量并不高，它是一项经验积累的工作，手术做得越多成功率越高。在这期间，也曾外出参加业务培训，也掌握了人工配种技术，但再也没有听到陈站长对我说起要让我到公社社兽医站工作的事，哪怕是先从临时工做起。二年过后，我就离开了大队，赤脚善医的行医经历也只能成为我人生历程中的一段回忆了。若干年后，我才明白，可能当时陈站长对我说的话：“好好干，我们需要人”。他自己也许并不怎么清楚，公社兽医站是事业单位，工作人员有编制，国家发工资。我一个知青，身份是人民公社社员、农民。农民怎么可能变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即使是个有用之人，也仅是借调使用。‘借’是真的，‘调’是假的，借调一阵子，工作完了，还得回到生产队。我在1968年2月就曾被借调到公社某个部门协助工作，半年过后，工作告一段落，还是回到生产队，身分还是社员、农民。

        隔天，我们三人又跟随李医生出诊。夏季农村成年猪发病率较高、一类疾病主要是菌毒混合感染的高热病；另一类是咳嗽、气喘的呼吸道感染。这二类病治疗难度较大，发病时，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治疗，死亡率较高。李医生带着我们所到的病猪社员家，有几户李医生已来过几次。

        李医生告诉我们：“一旦发现病猪高热40℃至42℃，弓背，走路不稳，大便干燥，身上已出现红色紫斑，不思饮食，就要告知病猪主人已没有治疗价值，不需要再用药浪费钱财，还应该要求病猪的主人，病猪死后要深埋，不能食用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那天，从燕南大队回来的路上，我与李医生并排骑着车：“李医生，今日有空闲，你的‘正楷故事’可以接着讲了吗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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