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也是这道题歹毒的地方，“君子中立而不依”，我出的可不是《礼记》的原文，这是论的考题，你自由发挥就可以了，若真有那书呆子非要用八股文来答，那这道题基本也就属于走题，可以收拾铺盖卷回家。

        沈溪明白了这一点，答题就容易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“诏诰表”、“判语”，都是官场的应用文，是做官时用得上的东西。

        其一是代拟公文，其二是写批语，第一条是应付上级的，第二条则是交待下级，考察内容非常全面。

        沈溪用了两天时间来作第二场的题目，他没有跟一些考生一样，要等第三场题目下来，拟好草稿之后再往卷子上誊抄，因为沈溪觉得这样做很麻烦，还不如在草稿纸上写好后直接誊抄到卷子上，如此也能给第三场考试争取更加宽松的时间。

        前两场考完，对大多数考生而言，这考试基本就跟结束了一样，因为按照以往的规矩，第三场的“策问”很简单，一问一答，将你的观点成文，那便可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策问一共有五道，以前会试的“策问”，从来都是走过场，属于“附加题”，考官很难从“策问”中评断考生才学的优劣，毕竟题目简单，容易作答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沈溪之所以抓紧时间把前两场的考题列卷，就是知道这届会试最大的难题，其实是最后鬻题案的导火索，正就是在最后五道策问题中的第三道题上。

        这道题，历来是历史争论的焦点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争论的本身已不在题目上，而在于科场之外，唐伯虎和徐经是否真的提前得到了考题？

        这道策问，几乎将整个参加会试的考生都给难住了，只有二人答题流利，让程敏政以为这作出卷子的二位是唐伯虎与徐经，“甚异之，将以为魁”，于是被给事中华昹弹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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